【学术之窗】顾肖荣｜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校友访谈录

问题：请问您何时就读于何所大学呢？

顾老师：因为77年是恢复高考的一个浪潮，我是第一年去考的，只花了两个礼拜时间复习。由于我是交大附中毕业的，基础也比较好，我们那个考区是七宝考区，我是第一名——这也是后来我领导告诉我的，在当时七宝考区有很多很好的中学。但是我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因紧张导致高血压，因此没有通过体检。教育系统的领导大概考虑到像我们这种情况太可惜，就将大约10个到20个考分高的人集中起来再体检一次。那个时候实际上只要吃点药就可以通过体检的，但是我不懂也太老实就没吃，结果第二次检查还是没通过。这真的很可惜，其实我高考的时候做题感觉很顺。后来我想既然本科考不上，那就直接考研究生吧，还可以节省一点时间。所以，我80年考上研究生以后，就变成了恢复高考后全国刑法学的第一批研究生，共五人，其他四位由西北政法学院周柏森老师指导，其中有龚明礼、田文昌、陈忠槐、余向栋。我们五个人在1996年四川乐山的刑法学年会上相逢，并合影留念。我们是83年毕业的刑法硕士研究生。我们学校的肖开权老师就是我的指导老师，还有我们学校的李培南也是我的指导老师。因为80年考的时候是没有刑法学专业的，我考取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我的老师就叫李培南。他是社科院当时的党委书记，在1925年就是教授了，同时也是老红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当时参加长征具有教授职称的人很少，他是其中一位，同时也是老革命，他是抗大一分校的校长，那时的林彪是抗大的副校长。在我考取不久后，他就被调到市人大当副主任，他就让我自己选个专业。刑法专业不是81年就是82年开始建立的，我们考的时候是没有刑法专业的，后来我就转到了刑法学专业。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铭暄老师对我有很大影响。他主编的《刑法学教程》是我反复阅读的基本教材。后来，书背都用橡皮膏粘起来了。我的第一本专著，1986年出版的《刑法学的一罪与数罪》由高老师写序。那时，他正带着同学下乡实习，带着我厚厚的书稿，认真看完后再写序，真让人感动。我当时只是一个无名小辈。后来，高老师还推荐我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博士生导师。

问题：您为什么选择刑法学？

问题：读研究生期间有哪些老师对您影响很大？

问题：印象比较深的同学有哪些？

顾老师：我们那时是第二届。第一届比较多一点，就是沈国明等同学。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我们就住在大楼的教室里。大家门对门，我们是13个人，除了3个女生外，10个男生住在一个房间里，我是班长。条件比较艰苦，上下铺都有人睡。平时学习的时候，房间还是比较大的，中间正好有十张桌子，每人一个，大家看书，学习也很认真。因为大家都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也在社会上呆了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大家学习劲头比较足。我们10个男生中，我很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叫李仪俊的同学，他学的是经济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我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也谈刑法中的因果关系》，1983年4月份登出来的。我应该是1982年寄出去的。在学习期间，一个人都不认识的，文章都是乱投的，结果给我发表在《法学研究》上。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所的黄道副所长把所里两位年轻同志叫到他的办公室，他原来是学哲学的，他认为我的这篇论文写得很好，让他们好好学习。所以研究生期间我感觉我还是学了一点东西，做了一点事情。因为原来也没有这方面的基础，那时上海是没有的法律本科的。那个时候我们社科院图书馆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旧中国的法律书特别多。那个时候华政也有一个书库。两个书库有个共同点就是馆内的书的纸张都是发黄的，很脆的，看起来要很当心的，我们就看那些书。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是学了点东西，打了点基础，看了不少书。那个时候洗澡条件比较差，我作为班长代表同学们去和社科院的领导谈洗澡的问题，后来领导对我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个时候专门弄了一个浴室。这种小事想起来也蛮有意思的。我们上一届那个班中的厉无畏同学（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是我们的老大哥，他是学经济的，比我们大六七岁，也有像沈国明这样比我们小的同学。我们前面只有一届，我们是第二届。在我们当中只有我一个学刑法，还有一个学民商法，一个学国际法，一共三个人学法学。我们这个班什么专业都有，学文学的，学经济的，学法律的，而且学法律三个人是三个专业。但是13个人中，居然有一个人可以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一篇文章，还有我竟然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我们毕业以后不用找工作，对我们来说工作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我们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不愿意的人就到外面去工作。我后来就留在了法学研究所，先做普通的科研人员，不久就担任刑法研究室的副主任，在所里呆了3年，就调到院部去了，担任科研处副处长，然后担任院办主任，接着担任院长助理，就这样大概六年，92年又回到法学所，担任副所长主持工作，后来担任所长，一直到现在，这也创造了一个奇迹，在一个单位呆那么长时间却从没被调动。

问题：您在日本访学的时候，有很多老师影响了您，这方面有什么深刻的记忆吗？

顾老师：日本的老师好多的，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平野龙一老师是我的经济保证人，他是东京大学的两任校长，他跟我说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在日本没有读博，我上的是博士课程。我是89年去日本的，那个时候日本东京大学的校长就是平野龙一，到我们所来访问，当时是所长齐乃宽让我和他一起去接待的。后来平野龙一做我的经济保证人让我去了日本。我意想不到的是早稻田的校长西原春夫成为我的指导老师。这件事和我86年出的一本书有关——《刑法中的一罪与数罪》。我把这本书送给了平野龙一，他会中文的。中国的刑法、刑诉法翻译成日文就是他翻的。我估计他拿到我的书之后也稍作了一下翻阅，因此对我的印象也比较深。当时我在日本的待遇也非常高，西原春夫作为指导老师，学术振兴会出钱，一个月54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教授的工资，车费之类的另外算。我是学习为期三个月，一共加起来大概200万日元不到。我到日本后就参加他们的博士课程。我的日文不好，都是自学的，一般的听、学、讲还可以，当时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西原都安排得很好，每次上课他都给我找了个留学生给我当翻译。所以西原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导师，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事的方法。除了给我安排听课外，他还安排我到日本游学，就是去拜访日本主要大学的主要研究刑法的教授。我到一个地方都会有人接待，比方说到冈山，就是我们经济刑法的老师神山敏雄接待我。到京都大学是铃木老师接待我。广岛的老师间筑教授，还在火车站安排了五个人拿着牌子欢迎我。当然间筑教授还不是最有名，在东京拜访和结识了有名的教授宫泽浩一。北面一直到北海道，南面一直到九州，我都去一一拜访。西原还带我去参加日本刑法学界的年会，他安排得非常周到。有一次阎立（又名严励）教授跟我说，好像你在日本的名声比在国内还大，我说这个都是西原老师安排的，我这个老师做事很仔细，他也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都给我全部安排好了。我在日本除了听他们博士生的课，还听了别的课。这是89年的事情。然后在92年我又去了冈山大学半年，跟该校的神山老师学习经济刑法，我的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在他的办公室里，书推得满满的，而我的办公室都是空的书架，我们外国人也不可能有很多书。他的学习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这点对我影响很大。他家离学校不远，讲课和研究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吃过晚饭再来学校，一直学习到十一点再回去，每天都是很刻苦的全心全意工作。而且他们大家互相之间不怎么来往的，有一次我最先发现他生病了，别的老师却不知道，这还是因为我在他隔壁，去敲门时发现他不在办公室，才知道他生病了。我一共大概去日本十几次，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例如访问，作报告，交流，开会等。西原老师对我很好，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年都要见一次。他跟我说，2010年本来在西安要见一次，但是他夫人正好去世，所以没有见面。他对我们中国人很友好，我们上海市人民政府给他颁发了一个白玉兰奖，他和苏惠渔老师的关系也很好的。另外补充一个小插曲，就是当时我在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是和西原春夫老师一起学习、工作的，当时办公室里有好多其他的人员，他们见到西原春夫校长都是要起立鞠躬的，而由于我当时经常和西原春夫老师一起出入，所以那些人每次见到我这个中国人也会起立鞠躬，这让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自豪。

我在中间最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参加了西原老师举办的中日刑事法交流研讨会，每隔两年搞一次，今年在中国明年在日本。从88年开始，一直举办到前两年，一共举办了十几次，我大概参加了八九次。研讨会主要是中日之间的刑法学的学术交流，实际上相互之间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好比中日比较刑法，从总则到分则比较的非常细，最后促进了他们对我们刑法的了解。最典型的一次是在吉林大学开会，有一位东京大学的刑法教授松尾浩一讲到，现在中国的刑法和我们的真正区别就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犯罪的预备未遂，中国规定在总则当中，日本规定在分则当中；还有一个法人犯罪，原来也是一个问题，现在实际上他们也有法人犯罪，但是我们是在刑法典中规定，他们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其他都是一些细微的差别。通过这样的交流，大家对对方国家的刑法都很了解，实际上也促进了中日友谊。有一次我们在日本开会的时候，我的保证人东大校长平野龙一来了，苏老师也去的。双方发好言后，平野龙一说，他看中方的发言阐述问题比较深刻，而且视野广阔，具有前瞻性，他们日方的发言都是拘泥于解释论，我们相互交流很有好处，我们中日刑法交流会要世世代代办下去，一直要办到21世纪。那个时候会议离结束还早，他讲完后就站起来走掉了，所有人都很恭敬。因为得到了平野龙一等日本最厉害的刑法教授的充分肯定，所以我感到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是参加者。一开始这个会是以我们上海为主办的，但是实际上上海这方面的力量是不够的，后来参加研讨会的中方人员变成了实际部门的处长，如监狱管理处的处长，公安局的处长副处长等，而参加会议的日本学者都是东大教授、早大教授等第一流大学的第一流教授。后来他们就感觉到不太对等，就转到北京去了，由高铭暄老师接手了一段时间。所以，在我们刑法学界，我感到这件事情我参与比较多。西原对我也很信任的，比如每次讨论的题目总是要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几年前有两个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让我比较高兴的。第一个就是《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写的《中国刑法学30年》里面有两个地方提到我，第一个十年提到我，第二个十年也提到我，说我保持着当年的辉煌，这等于是《法学研究》肯定我了。还有一个是2010年年初我申请到一个国家重大课题，是我们上海法学界零的突破，是我们国家的重大课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另外，我参加一些活动，到全国人大开了四次制定或修订法律的重要会议，那些会议的通知和会议文件之类的我都收集的很好。

问题：顾老师您在之前的中国法学家访谈录中，说到了您是鼓励学术争鸣的，但是有一些问题的讨论光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而没有关注真正的大问题。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也结合老师您自身的经历，您觉得当今的刑法学研究，有哪些大问题是需要关注的？

问题：那老师您觉得就是双轨制是否会出现试点？

顾老师：我觉得现在学界的跨领域交流学习挺多的，并没有团结协作减少的意思，我感到这个前提不一定存在。现在应该讲大的课题、协作性的课题肯定比我们那个时候多，给的款项也多了，配置的条件也好了。实际上我感觉团结协作是不会少的，比如新的领导上任，他总归要团结一帮人一起搞课题，而此时他组织起来的课题大多都是综合性的对吧。而具体问题的研究，我认为要从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方面是会更加细致、深入，因为我现在也脱离了科研第一线，原来我是教育部、上海、江苏、浙江的课题立项评审组的评委、也是评奖的评委，虽然现在也有邀请我去评审的，但我眼睛不行了，所以就都婉拒了，包括上海的，我也不参加，所以我也基本脱离第一线了，谈问题不准确了，不准确还不如不谈。但我就觉得我过去研究的都太细了，比如我的硕士论文就专门研究想象竞合犯这一个点，我喜欢钻牛角尖，但我感觉这样还不够，研究问题还是要宏观一点，后来因为参加的立法活动多了，宏观意识也就培养起来了。比如像期货犯罪，当时全国搞专门研究的人很少，我在参加1997年刑法立法工作的时候，本来是将证券和期货犯罪一起写的，后来人大开会快要到我发言的时候，突然被告知让我只讲证券犯罪就可以了，因为那个时候期货犯罪立法时机还不成熟。当时，在北京黄河京都大酒店开了13天会研究刑法修改，上海参与的专家就苏惠渔老师和我。不过从北京回来以后不久突然就又把我叫回去了，比较急地通知我去全国人大开会，因为当时湖南发生了一个期货诈骗的大案子，骗了四亿多，后来朱镕基总理批示要赶快进行期货犯罪的立法工作。我事先做了一些调查，当时期货行业经过了整顿，主要留下三个交易所，好多都关掉了。后来在那个会议上，我作为专家发了言。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吴树清听了我发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才是真正的专家发言，然后走过来问我要了一张名片。我的发言对后来的期货犯罪立法起了一些作用，法工委刑法室的主任黄太云那个时候也比较重视我的意见，在97刑法修正案审议时，全国人大在开会快要投票了，我当时正在给研究生上课，黄太云突然来了个电话，跟我探讨证券犯罪的几个条文的写法问题，整整打了一小时零一刻钟的电话，他集中问了我几个条文，说快投票了还定不下来。结果导致我连课都没上完，就跟他谈了谈我的看法，供他们决策时参考。

问题：老师您当年在社科院工作的这段期间，法学所有一段持续积累的上升期间，在这个期间有什么值得谈一谈的事情呢？

至于我在法学所时期的不足，我觉得我这个人外语不行，日语也只能书面翻译，口译一回到中国就不行了，英语也不行，我虽然重视所里对于国外刑法学的著作的翻译工作，但感觉英美法系里面做来做去也都是犯罪学的，真正关于刑法的不是太多，对我们研究深度的作用还是有点欠缺的。后来，我比较注重克林顿那个时候搞的一套商法、证券法等实用型大部头书，花了一亿元翻译，主要是证券法的，因为他们的证券犯罪都是放在证券法里面的，所以我感觉英语方面的交流有所欠缺。但德语方面还可以，比如洪堡大学，他们法学院院长跟我关系很好，把德国最好的公司法、证券法的教授都叫到了我们所里，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公司法要修改，把修改稿子翻译成英文让他们提提意见，这是全国人大法工委给我们的任务，他们来的时候李飞亲自来听取意见，德方教授知道李飞的身份后也感到很受鼓舞的，觉得自己也参与了中国的立法活动。我自己去过两次德国，我英文明明是不怎么样的，但他们非说我懂，因为他们的问题我总是回答很快，他们以为我在翻译的时候就已经听懂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英语不行，只是反应比较快。我感到这些活动实际上受益很大的，你可以看到这些德国人严谨的思维是怎么样的。还有加拿大一流的UBC大学教授庞德，他会讲中文，一个国家级的课题跟我合作了十三年，第一期持续了七年，2018年课题才结束，结题会叫我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去参加，在加拿大UBC大学的会议上，他当着日本组、印度组、印尼组、澳大利亚组说“没有中国组，我们是得不到第二期项目资助的！”，这一点也让我感到很自豪。

问题：现在正值开学季，结合您自身的学习经历，您有什么建议想要和学生们讲？您认为当代的法科学子应该注意什么？

问题：如果想作一名优秀的刑法学人，我们这些青年人应该掌握哪些品质？